管虎谈《狗阵》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2024-08-08 07:14

作者:Patrick Brzeski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24年8月1日)

中国导演管虎在2024年可谓马不停蹄。

5月,管虎作为导演的第十部长片《狗阵》赢得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一种关注大奖,这是他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

几周后,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首映了另一部作品,即以疫情为背景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到了七月,他又开始筹备《东极岛》的拍摄,这是一部大制作的二战动作片,预计将于明年上映。就在上周,管虎还抽空担任了中国FIRST青年电影展的评委会主席。

《狗阵》

作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管虎于1994年执导的首部电影《头发乱了》,该片描绘了90年代初北京摇滚乐坛的粗粝景象。此后,他在广受好评的低成本项目(如黑色喜剧片《斗牛》[2009])和商业奇观大片(如二战史诗片《八佰》,该片以4.61亿美元的总票房成为2020年中国最卖座的电影)之间游走。

《八佰》

显然,《狗阵》属于非常规的一次测试,彭于晏在片中饰演的二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哥,但似乎也是个沉默寡言的前科犯,在戈壁滩边缘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小镇上试图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故事发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但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上的这一峥嵘景象,与二郎和他在中国相对偏僻的西北地区所接触的粗犷人物的苦闷状态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当二郎加入一个捕捉流浪狗的团队时,影片找到了其叙事动力——同时也让主人公与这个镇子里看似最猥琐的流浪狗建立了神秘的情感纽带,而不是捕捉和制服它。《好莱坞报道者》的影评人盛赞了影片「华丽」的视觉美感和黑色幽默,并将《狗阵》总结为:「故事发生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间和地点,人和狗似乎永远都在一个荒凉的城镇里互相追逐,而这个城镇似乎濒临拆迁。」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本土明星黄渤和倪妮领衔主演,两人的角色在疫情期间搭乘同一班转机航班抵达香港,最终被困在同一家隔离酒店的相邻房间里。于是,他们在相邻的酒店阳台上抽烟聊天,等待香港举世闻名的天际线恢复生机。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FIRST青年电影展开幕之前,本刊通过Zoom连线管虎,讨论了他的两部广受赞誉的新片的创作和重叠主题。

问:你的两部新片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感:《狗阵》取景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偏远的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取景于疫情最严重的香港——这两部影片都标志了中国的重大时刻。这些地点和时间让你得以探索哪些更广泛的主题、情绪或信息?

管虎:时间和地点在电影中非常重要。当然,电影有其商业功能,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记录事件,提醒人们发生了什么。例如,当我观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时,我可以看到那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走路、如何吃饭、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穿行。因此,当人们观看《狗阵》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时,我想让他们了解的一件事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或在疫情期间,人们在想些什么。通过《狗阵》,我想展示中国在过去40年中经历的一些巨大变化。我选择奥运会(作为时间上的标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代表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其迅速的时期。当电影探索中国人在过去40年中经历的变化时,它们通常关注大城市。在《狗阵》中,我想探讨的是那个时代在这些偏远小地方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些遥远的小镇(戈壁滩附近)有其自身的象征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其实是非常繁荣的地方。但现在,它们没有资源,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唯一留下的只有建筑——但这些建筑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去感受的话,它们有自己的温度。

《狗阵》

至于《狗阵》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疫情期间,我和五只狗住在一起,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体验到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某种交流语言。因此,我想拍摄一部关于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关系和交流的影片。在疫情期间,一切都很平静,某种程度上压力较小,所以那是开始拍摄的好时机。

问:传达《狗阵》精神的另一个关键细节是,主人公曾经玩过摇滚。我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乐运动对你和你的创作团队非常重要。你的出道作《头发乱了》(1994)就是关于那个时期和摇滚的一个令人惊叹的时间胶囊。

管虎:在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觉醒和启蒙。我想,这是一种叛逆的表现——你可以对一切说不。因此,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狗阵》中的摇滚乐反映了我在那段时期的感受。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动物本性。

问:我突然想到,摇滚乐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非常重要。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参与者,但现在他已步入中年,要面对中年、中产阶级生活的各种复杂问题。在我看来,这两部影片都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两位男主角并没有试图重燃这种音乐曾经象征的自由和反叛精神,他们似乎只是想找到一种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各自的方式截然不同。

管虎:是的,我同意。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想,人到中年,你会开始看到自己人生的全貌。你可以回忆起曾经的活力和激情,但你也可以瞥见终点——而你并不想走到那一步。所以,你会想要努力找回曾经的感觉和活力。这两部电影都是关于人生的。

问:我认为西方影评人很容易将这些人物所经历的情感与关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一些更广泛的评论联系起来。这也是你拍摄这两部电影的初衷吗?我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2008年左右,我还记得那个时期空气中弥漫的兴奋和活力。

管虎: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极为迅速。如果你在2008年来过中国,我相信你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变革是《狗阵》的真正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在那个时代出生在中国,因为人们很少能经历40年如此深刻的变化。我见证了不同的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适应这种变化。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经历,我想我很难拍出《狗阵》这样的电影。

问:能不能多谈谈《狗阵》的主人公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尤其是他少言寡语的性格?

管虎:二郎这个角色是一名前科犯,曾因犯罪在狱中服刑,我们可以认为他经历了很多痛苦和创伤。二郎可以说话,但他不想说话。这是他拒绝重返社会的方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社会。你可以把那个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高速运转的火车头——有些人成功地搭上了它,有些人仍在努力追赶,有些人则会被完全抛在后面。通过这部影片,我想探索那些在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迷失方向或被甩在身后的人们的境况。我认为记录这些人的生活也很重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到底还想不想追上火车头?或者他们能否找到另一种方式让自己获得自由?

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两位主角与《狗阵》中的二郎一样感到迷茫,但他们都是处在国际大都市的中年人,他们所面对的生活更加复杂,也更加普世和现代。故事将他们带向了抛开一切或许很有诱惑力的方向,但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有趣的是,两部影片都讲述了类似的挫败感和无可奈何感,但它们似乎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管虎:电影的存在是为了提出问题——然后电影人再看看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两个角色都不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这是错的吗?我不太确定。当黄渤(男主角扮演者)跟我讲这部电影时,他说他能体会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感受到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你有工作生活,也有私人生活;也许你还有孩子和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全家人就像一起爬山一样。当你爬到半山腰时,你需要休息一下。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互相看一眼,然后意识到他们可以一起继续向上爬。这就是我想在这部影片中表现的。我们在疫情期间被隔离的休息时间创作了这些角色。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两个角色并不想回到他们的旧生活中去;但由于各种社会和家庭压力,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继续往上爬。这是悲剧吗?我不知道。

问:是什么吸引你将疫情的经历作为这样一部电影的前提?

管虎:就个人而言,作为一名电影人,疫情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全人类和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从个人角度看,我失去了很多工作。但在创作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为我创造了思考新事物或从新角度反思生活的空间。我试图在影片中反映出这一点。由于疫情,两个角色被困在隔离酒店,这迫使他们停下脚步,反思自己的生活,并真正地相互交谈。被困在隔离区让他们得以思考日常生活中的「被困」处境。因此,我认为疫情的经历对某些人来说是积极的。

问:在拍摄这两部聚焦于人物的电影之前,你拍了两部大制作的战争电影,都是票房大片。你是否有意识地转向了不那么商业化的方向?

管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来回转换。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在我人生的某些时期,大片的挑战对我很有吸引力,而在另一些时期,我则被更私人的作者电影项目所吸引。

问:你更偏好哪一边呢?

管虎:我认为,大多数电影人都想拍作者风格的电影。但显然,商业电影也有一些优点。你可以尝试不同风格的电影语言,与各种人合作。而且拍大片可以让你生活得更好。(笑)

问: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如何获得在原声带中使用平克·弗洛依德音乐的权利的。这是该乐队第一次亲自授权在一部电影中使用他们的音乐,对吗?

管虎:是的,我本以为他们不可能同意。但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这对我的意义,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授权给我们。我猜想,当平克·弗洛依德看到这封信时,他们知道自己会对这部影片的精神感同身受。他们的同意让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他们对我信任的表现。

问:你还将《狗阵》献给了你的父亲。能请你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吗?

管虎:在影片制作接近尾声时,我的父亲去世了。我想这部电影也是在试图反映这种关系——很多父子关系与此类似——有时是对立的关系,但最终以和解告终。这就是影片中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这是献给我父亲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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